球队和投资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股改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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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下午开始,球队最后一次训练的画面陆续被推送进手机。准确的说,这应该是一次训练场上的告别,因为训练已经没有意义。在这一天上午,中国足协发布了新赛季三级联赛参赛名单,长安竞技无缘准入。

  

  围在场边的球迷与球员一一击掌,红着眼睛拥抱江洪发福的肚皮,挥动双手最后一次为球队喊起号子。画面中,一些中年男性球迷甚至痛哭失声,眼泪在丈八沟的樱花里飞。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以这种方式与又一支球队作别,就这座城市而言,已不知道是第几次了。一切恍如昨日,也恍如前世。

  Part.01

  在决定写这篇文章之后,我出门购物,顺带去寻找一瓶叫大秦之水的矿泉水。很遗憾,无论是大超市还是小便利店,都没有找到。

  假设每年投资四千万,7年时间的投资总额就是两亿八千万,对于一支中甲球队来说,这并不算多,要知道2022年,球员们甚至只发放了一个月的工资,一度拿不出300万元的保证金。但是对于赞助商而言,如果7年之后,在花去了两亿八千万之后,在城市货架上依旧无法找到一瓶自家生产的水,那么这笔钱还要不要继续投下去就需要认真考虑了。

  这当然只是一种简单化的类比,可再复杂的商业操作背后都是这么个逻辑,长安竞技也正是死于这样一个最底层的逻辑。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投资人的血抽多了也是要死人的。

  抖音上有一对杨家兄弟卖货,他们通常会把价格压到很低,商家也通常会表演出一副被绑架了的样子,作欲哭无泪状。实际上,商家算的不是这一批货能卖多少钱的账,而是品牌宣传效应,这显然也是杨家兄弟能够给到的。

  中国职业足球三十年,潮来潮去的赞助商们从联赛那里得到这样的回馈了吗?更何况长安竞技这样一个中甲球队。

  在国际上来说,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商业开发(包括赞助费),比赛日收入,以及电视转播收入。有数据显示,在足球财富榜前二十大俱乐部营收中,比赛日收入占40%,转播收入占43%,商业收入占17%。

  而我国足球俱乐部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来自赞助商的赞助费就高达60%,球员转会收入10%,门票收入6%,电视转播收入只有可怜的1%。

  

  也就是说,职业联赛三十年来,基本上俱乐部都是靠着赞助商的输血在生存,所谓职业只是一个虚假的外壳。中国人说三十而立,但中国职业足球三十岁了却还要吃奶,不吃奶就要饿死。

  用前陕西省足协主席王军的话说就是,这是一个假的职业联赛,球队打比赛要给体育场付场地费,给电视台付转播费,这在全世界都是一个奇闻。

  终于,到了2020年,赞助商就连把名称挂在球队名字里的这最后一点妄想也TM的不让了。疫情来袭,在俱乐部运转几乎冻结的情况下,足协无比恰当的推出了足以载入史册的中性名等一系列改革,之前是赔本还能赚吆喝,现在是赔本连吆喝都不让了,将赞助商们的最后一点信心和情怀彻底收割,也彻底将那根赞助商与俱乐部之间的输血管一刀斩断。

  从长远看,将输血管斩断是一件好事,但短期来看,它的后果只能是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最残忍的一次血肉模糊:三年时间,42支球队选择解散和退出,其中包括6支中超球队,12支中甲球队和24支中乙球队。

  长安竞技能够坚持到今天,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奇迹。

  

  Part.02

  这座城市当然可以没有足球,这座城市凭什么必须要有足球呢,就因为我们比别人“贼”的响亮吗?

  情怀不能当饭吃,它只适合用键盘和眼泪来情绪化表达,绑架和被绑架,并自觉和不自觉的成为“要饭”工具。球迷表达完回家了,失去工作并且还被欠着工资的杨昊和他的队友们却只能回到宾馆四顾茫然,一种比球迷来的更真实的被欺骗的感觉涌上心头。

  

  ■ 图源:长安竞技官方微博

  在3月29日晚间发布的告别信中,俱乐部说:“希望下一支陕西球队可以借鉴我们有过的优点并绕开我们走过的弯路,要以陕西球迷为本。”个人看来,这句话里有许多值得解读的疑惑。

  为陕西下一支球队计,为陕西球迷计,不妨让我们打开天窗:俱乐部究竟走过了哪些弯路,这座城市的足球计划真的是以陕西球迷为本吗?搞清楚这些问题,那些在丈八沟纷飞的眼泪才会显得不那么傻,如水滴筹一般筹集到的1200万元会员费才不那么廉价。

  一度,在2021年9月,球队曾看到活下去的希望。时值全运会即将召开之际,陕西水务集团(大秦之水)与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召开控股战略合作签约暨新闻发布会,双方签订控股战略合作协议。协议达成时,为解决部分之前欠薪问题先借款3000万元,到2022年2月新赛季准入工作截止时,再次借款了2000万解决欠薪,后来2022年年中又借款300万用于支付赛区费用。这以后,股改工作突然停滞不前,球队主教练王宝山和一众球员选择中途离开,球队困境雪上加霜。

  

  在出现股改这样可见的向好预期之后,球队和投资方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股改夭折?在欠薪如家常便饭的职业联赛里,是什么让主教练和一众主力球员如此心灰意冷,赞助商一笔一笔的赞助费和借款究竟被职业经理人搞去了哪里?这个俱乐部运营的“弯路”需要明示给下一支陕西球队,如果还会有下一支球队的话。

  话题来到这座城市的足球发展规划,到底是不是做到了球迷为本?

  2007年当时的上海国际落户西安,2011年西安在浐灞举行世园会,双方的合作水到渠成,使浐灞成为当时除“陕西”之外的第一商标热词,十年之后回看,作为城市新贵的浐灞正是因为这样一支中超球队的存在才打响了品牌第一枪,然而世园会结束不到一年,双方的合作就迅速转寒,球队南下贵州。

  2016年长安竞技发轫于本土,很快杀入中甲,但先天不足的它们几乎一开始就遭遇经营困境,债务危机在全运会之前就已经存在,赞助商们当然一清二楚,全运会即将开幕的前夜,双方却举行控股战略合作签约暨新闻发布会,并先后借出5000万元。我们无从得知,在此番操作中,足球情怀、国企责任以及行政命令三者中,哪一个占的分量更多。

  如此,从世园会到全运会,从浐灞到长安竞技,便在球迷中留下一个“政策足球”的把柄。国情使然,足球当然需要城市的政策支持,但它不应该脱离这项运动本身的发展规律,以及脱离“以陕西球迷为本”而成为纯粹的造势和宣传工具。

  一个不够尊重的比喻:很多时候,球迷的热爱和情怀,往往只是一头卸磨后被杀掉的驴。

  Part.03

  六年前的某个深夜,我曾为贞观写过,那是我第一次写长安竞技,空窗六年,小妾新来,唯愿它们百年好合。谁料想,当时看来低调隐忍的长安竞技会落得如今下场,竟也逃不过七年之痒。

  

  七年时间我们离青春更远,足球记忆斑驳褪色不成体统,而城市正极速向前。一些长安竞技的球员从来未曾踏足的圣朱雀修葺一新,却始终未曾等到过一声的痛快的“贼”声。而在灞河之滨,在一夜繁华之后,西安奥体中心只有在新年的焰火中,才会被刹那点亮,然后又迅速重归寂静。

  烟花易冷,人事易分,七年后,还有谁在等?

  

  ■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 | 酒547 | 媒体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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